一、马尔萨斯与《人口原理》
1798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发表了《人口原理》。他冷峻地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第8页）。马尔萨斯开创了人口理论的先河，但同时也让他的思想，乃至于“马尔萨斯”这个名字蒙上了冷酷灰暗的不祥色调。尽管他声辩道：“我对人类生活的看法具有忧郁的色调，但我认为，我绘出这种暗淡的色彩，完全是因为现实中就有这种色彩，而不是因为我的眼光有偏见，或我生来性情忧郁”。（第2页）然而正是马尔萨斯甚至让整个经济学获得了“忧郁的科学”（托马斯•卡莱尔语）的名声。马尔萨斯的思想在当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的争议不断。即使是现在，乐观主义者欣慰地看到西方发达世界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型，似乎已经突破了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而在悲观主义者眼中，“马尔萨斯的幽灵”——庞大的人口陷于贫困的泥淖——仍然继续徘徊在落后地区的上空。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
马尔萨斯于1766年出生于一个英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性格温和，思想进步，热心于社会事务和知识交流，当然，也有人称其“行为古怪”。处于襁褓之中的马尔萨斯甚至得到了哲学家大卫•休谟和让•雅各•卢梭等人的亲吻和祝福。父亲与朋友们的思想交流对马尔萨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尔萨斯长期在家接受教育，直到1784年被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录取。他在剑桥主修科目是数学，于1791年获得硕士学位，并且在两年后当选为基督学院院士，1797年成为英国圣公会的一名牧师。马尔萨斯于1804年结婚后养育了三个孩子。1805年他成为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执教于东印度公司学院。
在英国的这个时代，许多绅士具有一种悠闲或者说古怪的热衷于探讨理智问题传统。《人口原理》的思想正是来自于马尔萨斯父子之间这样的探讨。正如马尔萨斯在书中序言所说：“有一次，同一个朋友谈到葛德文先生《研究者》一书中论述贪欲和奢侈的那篇文章，这便是本书的缘起”（第1页）。这里所说的朋友便是托马斯的父亲丹尼尔。十八世纪是产业革命的时代，在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思想指引之下，西方社会正准备迈入一个前所未有强大生产力的新纪元。人们憧憬着对自然的征服，乃至于向往着一个全体成员都富裕、幸福、闲适的社会。当时的威廉•葛德文、孔多赛等人的社会改革思想典型地代表了这种乐观主义态度，他们坚信通过适当的制度变革，可以实现完全自由平等的社会，一切贫困罪恶都可消除。丹尼尔•马尔萨斯是这种观点的同情者。然而，小马尔萨斯却并不如此乐观，他不仅看到了 “圈地运动”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农民被剥夺土地、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大批失业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更试图洞悉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自然法则，而正是这种自然法则决定了人们无法迈入乌托邦社会。在辩论之中，为了说服他的父亲，马尔萨斯甚至把他的观点详细地写了下来。而老马尔萨斯无疑思想较为开明，他对于儿子的反对见解丝毫不以为杵，反而主张将文章发表出来，这便是题为《论人口原理和它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的匿名论文的产生，也就是后来的《人口原理》初稿。
马尔萨斯的人口观点在当时无疑有几分惊世骇俗，很快人们就知晓了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的名字，而《人口原理》一书甚至在马尔萨斯在世之时就重版了六次。在某种程度上，马尔萨斯背叛了休谟、卢梭这些启蒙运动先驱、同时也是他个人启蒙者的思想——无论从经济、科学或是战争角度来看，不断增长的人口都有利于社会发展。马尔萨斯认为不受限制的人口几何级数的增长必然超出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品的算数级数的增长，因此人们的富足只是短暂的假象——人们繁殖的本能会很快使得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超过供给，从而在市场之中引起食物价格上涨，部分人的实际收入不可避免地会降到最低生活水平之下，贫穷和罪恶将抑制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相信自己只不过是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人口增长、富足与贫穷等现象背后的真实的自然法则，这种理性的诚实使得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提出尖锐的批评。马尔萨斯指出，英国的“济贫法”使穷人可以生更多的孩子，而这只会进一步加剧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同时收入再分配也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降低了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因此，意图减轻困苦的济贫法实际上加深了穷人的痛苦。
作为一部论辩性作品，《人口原理》立刻就激起了被批评者的反应。葛德文回应说这的确是个使人绝望的理论。他指责马尔萨斯的见解使人类除了靠“道德上的约束”这根弱不禁风的小草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进行挽救。诗人雪莱，作为葛德文的女婿则批评马尔萨斯把“分解和繁殖”的自然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雪莱说，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不要让人幸福，否则世界上的人会多得住不下了”。在经济学同行之中，也有如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等人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提出反对意见。1819年，西斯蒙第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和人口的关系》中指出，“不管这种学说如何完备，在我看来却不是正确的。马尔萨斯先生特别强调了一种他认为十分明显、十分普遍的主张；他毫不加考虑地以此做了他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他才陷入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认为这些错误相当危险，虽然我们尊敬马尔萨斯先生，但是仍然认为对他的理论必须加以驳斥。”
另一方面，《人口原理》得到的正面响应也几乎是同样的热烈。马尔萨斯的著名辩论对手，同时代的李嘉图虽然在一般经济理论上与马尔萨斯的观点相左，但对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给予了非常崇高的评价。他表示：“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我在这里能有机会表示赞扬，不胜欣幸。反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更为有力的事实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英国的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796年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仍然认为一个人多生孩子是“使国家富足”的行为，即使他全家都是穷人。但是，到了1800年也就是《人口论》出版一年多后，皮特却放弃了他的新的《济贫法》。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马尔萨斯的悲观预言并没有应验。在发达工业国家不断增加的收入带来的是人口数量的减少，而且显而易见的是马尔萨斯低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马尔萨斯理论的失灵也可以理解为成功——换一个角度看，西方发达社会人口转型也许正是接受了马尔萨斯对于人口使用道德等“预防性抑制”主张的结果。当然，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马尔萨斯的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或许可以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设想仍然只是指出了事实的某些方面，而并未能真正解释现实之中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人口增长模式。因此，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口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需要后继研究者更为宽广视野和深入的思索。
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澄清的是，马尔萨斯实际上是一位学识广博的政治经济思想家，而不是人口问题专家。事实上，在与父亲关于社会改革的辩论之前，马尔萨斯并没有专门研究过什么人口问题，而人口原理不过是他的整个经济学逻辑的一个别出心裁的部分。马尔萨斯的著作除了《人口原理》以外，尚有1814年出版的《谷物条例的结果论》，1815年出版的《地租的性质与进步论》，182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27年出版的《经济学上的定义》等。他的工资学说、地租学说、利润学说等都与人口原理一样构成了其经济学的重要部分。与人口学说相比，马尔萨斯的一般经济理论有些被忽视了。在马尔萨斯死后，他的一般经济理论沉寂了近一百年。只是到了20世纪，凯恩斯重新发掘了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借着经济学“凯恩斯革命”凌厉之势，马尔萨斯作为经济学家的重要地位得以显现。马尔萨斯对于货币稳定的观点也得到现代货币主义者如弗里德曼等人的光复。马尔萨斯的思想甚至辐射到自然科学领域，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在自传之中提到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启发了其“生存斗争适者生存”自然选择思想的萌生。凯恩斯将其称为“剑桥第一位经济学家”，甚至视其为古典学派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多少有些过誉。与之相比较，凯恩斯的这样一段评价恐怕能得到较多的认同：
“这本书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文科学的英格兰传统之中——植根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思想传统之中。在这一传统之中，我认为，在情感上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延续性。从18世纪到现在，如果我要如此表达——这一传统与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佩利、本瑟姆、达尔文和穆勒，这一传统表达着对真理的热爱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没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学，它代表了公正和民众精神。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脉相承，在实际内容上也息息相联。马尔萨斯身列其间，当之无愧。”
二、人口与食物的两种不同增长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核心命题，简单地说就是指出人口的增长必然受到资源稀缺的制约。事实上，这正是经济学稀缺性理念的一个反映。经济学被罗宾斯定义为研究稀缺性的学问，这种稀缺性是相对人的需求而言的稀缺性。这种探究的逻辑反映在人口问题上，便是人口增长必然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的制约。这种在后世看来近乎浅显的道理，在马尔萨斯的时代却是革命性的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重商主义者于十五世纪就从经济学立场对人口问题进行了考察，然而他们仅仅着眼于商业货币等现象而专注于财富和人口的关系的研究；至十七世纪产业革命逐渐兴起，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将考察的目光从商业转向产业，而更多地重视资本与人口的关联。无论是考察人口与财富还是人口与资本的关系，重商主义者及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视域本质上都还局限在人口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范围之内。只有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经济学家才开始将自己的理论视域扩大到了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而这样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的引入，就是经由马尔萨斯的人口与食物两种不同增长比率的思想来完成的。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首先建立在两个“先天的公理”基础之上，“一是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二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恒状”（第6页）。因此，“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提供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这两者的矛盾决定了人类永远不会“完善”或“至善”，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要受到这对矛盾的制约。马尔萨斯实际上首先指出的是更为一般性的情况，他观察到一切生物都有超越为它准备的养料的范围而不断增值的恒常趋势。动植物的繁殖完全听命于本能的冲动，但过度繁殖发展下去必然被空间和养料的缺乏所抑制。在马尔萨斯看来，虽然人类由于具有理性与动植物不完全相同，但这种理性仍然是有限的，并不足以遏制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超过生活资料许可范围而增长的恒常趋势。
因此，根据这两个公理，马尔萨斯进行了一番思想实验的验算，得出了著名的“两个增长级数”的观点，即人口将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当然，更为严谨的术语在此应该是“数列”而非“级数”）。将这两种增长联系起来，马尔萨斯指出，人口按1,2,4,8,16……的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按1,2,3,4,5……的算术级数增加，则两个世纪以内，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例将会是256比9，在三个世纪内则变成4096比13，而两千年后，这一差额更是大的令人无法想象。这种计算当然只是马尔萨斯理论上的一种简化和抽象，他同时也承认，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的这种增殖力“从未完全自由地发挥作用”，原因就在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这个国家必须是人人享有平等权利、道德风气良好，风俗淳朴，生活资料非常充足，无人为家人的生活担忧”等等（第11页）。马尔萨斯为自己的理论也找出了一些现实依据，他指出在当时的北美殖民地最为近似于这种人口增殖力可以自由发挥作用的区域，因此参考北美的人口数据，可以大致得出其人口基本按几何级数增长，平均每25年翻一翻的假定。
美洲毫无疑问只是一个特例，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由于土地和生产力的限制不可能实现这种人口的自由增长。以英国为例，马尔萨斯指出，“即便把每一亩地耕种得像菜园一样”（第56页）也只能导致作物的产量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因此无论哪个国家如果任凭人口无限制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贫困也就成了客观的趋势。马尔萨斯通过对北美殖民地人口变动情况来说明，“人口恰好是按照阻碍其增长的两大障碍即贫穷和罪恶被清除的比例增长；并表明衡量人民幸福最正确的标准是人口增加的速度”（第42页）。也就是说，一旦贫穷和罪恶被清除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就会加快。
马尔萨斯认识到，贫困人口的产生又会呈现出某种周期性。首先，人口增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必然下降，而食品的需求量在增加，这必然导致食品价格上扬，这样，穷人生活必然恶化乃至到了“悲惨的境地”。这时人们一般不敢贸然结婚，人口因而处于停滞状态。同时大批人口被迫向单位面积耕地“投入更多的劳动”，“施用更多的肥料”，进行精耕细作，这样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便有所好转。可是他们一旦有所好转，人口所受到的抑制就会放松，人口将会增加。所以，劳动者生活境况始终在“恶化”与“好转”之间呈“周期性”徘徊。所以，他得出了结论：“正是贫困抑制了较强人口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相等”。而且他认为，“这种抑制目前对所有未开化民族都是起作用的”（第19页）。
三、对人口增长的两种抑制
针对人口与资源的两种增长的失衡，马尔萨斯指出了普遍存在的两种对人口的抑制机制，这就是“预防性抑制”和“积极的抑制”（第26页，可译为“实际性抑制”）。马尔萨斯认为，现在很多国家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膨胀，“要使人口增长一倍，25年的时间已经不够，现在要三、四百年的时间”，而且“有些国家人口处于绝对停滞状态，而另一些国家的人口甚至在减少”（第26页）。究其原因，不在于他的人口理论没有发挥作用，而在于存在着这两种抑制人口增长的机制。
预防性抑制，或者说道德抑制，是指人类社会出于道德观念考虑而主动采取的对人口的制约，担心自身社会地位下降以及子女抚养成本较高而使自己生活水平下降，从而实行晚婚、节欲乃至不结婚措施等等。而实际性抑制则是指人类社会被动地接受“贫穷和罪恶”，如战争、饥荒、疾病以及瘟疫等途径提高人口死亡率而实际减少现存人口。实际性抑制只是被马尔萨斯揭示出来的一种事实而已。如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济贫法》导致生活的普遍恶化而产生人口死亡等。此外，那些“妇女的不道德习俗、大城市肮脏的生活环境、有碍健康的制造业、流行病和战争等抑制性因素，是除了积极的抑制和预防性抑制以外的其它抑制手段”（第39页），所有这些构成了欧洲国家人口增长缓慢的真正原因。
马尔萨斯认为抑制人口增长的自然因素只有两种：“贫困和罪恶”。在现实生活中，人口与生活资料总会保持平衡。人口增长必然受到生活资料限制，生活资料的增加将导致人口的增长，一直增长到生活资料的供给出现困难，此时人们往往采取上述办法解决人口过快增长问题。如果不行，“疾病流行、时疫、传染病和黑死病就会以吓人的队形出去，杀死无数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严重而不可避免的饥馑就会从背后潜步走近，以强有力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与食物得到平衡”（第55页）。所以在不产生罪恶或贫困的条件下，人类根本不可能有效地抑制人口的增殖力，不可能实现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
马尔萨斯倡导的正是依赖于人类理性的预防性抑制方式，而非通常被误解的主张通过罪恶手段来减少人口。他认为“既然按照自然法则，人口的增长总要受到某种抑制，所以，与其鼓励人口增长，然后让匮乏和疾病对其加以抑制，还不如一开始就让预见与担忧来抑制人口：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有困难，担心丧失自主能力而陷于贫困”，从而主动地、自觉地采取晚婚、节育等道德手段来“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第18页）。
四、反对均等制度和济贫法
尽管这部著作围绕着“人口”这个主题而展开，然而不难看出，马尔萨斯研究人口问题和撰写著作的动力和初衷却在于批判当时盛行的乌托邦式社会改良思想。具体而言，马尔萨斯是以其人口原理来反对当时以葛德文、孔多塞等人的均等改革思想和济贫法这样的实际政策主张。
产业革命初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人口流动、社会贫富分化、劳动力短缺等诸多新问题。在这种背景下，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通过了人类保障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济贫法》。然而本来用于缓解社会矛盾的《济贫法》并没有实现其最初的目标。《济贫法》规定，政府以教区为单位向居民征收“济贫税”，用于救济圈地运动中流离失所的农民以及城市贫困者；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要到“矫正所”或者“习艺所”从事劳动；孤儿则当学徒和帮工；只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幼婴才能够到济贫院获得最基本的救济等等。其目的本来是减少贫困人口，限制人口流动，缓解社会矛盾，防止动荡的社会再度恶化。但是事与愿违，《济贫法》实施以后，人民依旧贫困，而济贫费用支出持续上升，英国政府不得不于1696年、1712年、1782年以及1796年数次对《济贫法》进行改革，以扩大救济范围，缓和社会矛盾。《济贫法》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反对：普通民众对它不满，认为它没有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纳税人对它不满，因为它不断增加税收还是解决不了社会动荡问题；企业主对它不满，因为它不但增加了企业负担，而且还保证不了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济贫法》已经成了英国各个阶层的众矢之的。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马尔萨斯以其人口原理为依据批判了《济贫法》，认为尽管初衷是高尚的，它实际却只是恶化了英国的现实问题。首先，它导致人口趋于增长，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济贫法》产生了“它所养活的穷人”（第33页）。因为，人口的增长必然使单位人口的食物拥有量减少，原来那些本来可以不依赖于教区帮助的人所能购买的食物将比以往减少，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被救助行列中去。其次，“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再次，《济贫法》削弱了普通老百姓储蓄存款的能力与意愿，从而削弱了人们节俭度日的动机。因为有了《济贫法》以后，贫穷的劳动者很少考虑未来，即使有机会储蓄也不去做。这恰恰与“小商人和小农场主谨慎小心、克勤克俭的脾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34页）。总之，在马尔萨斯看来，《济贫法》导致了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下降、底层人口持续增多，增加了纳税人的经济负担，使得英国社会陷入“人口增长—贫困—济贫—人口再增长—再贫困”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由此马尔萨斯认为，控制人口的最好办法是使每个家庭对自己及其子女负责。因为人地矛盾是永恒的，贫困与罪恶也就必然存在于一切社会制度之中，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他看来，最合理的控制方法应当使每个人承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他说，“可以预料，人们如果无法获得用以供养后代的生活资料就不会生儿育女”，但即使如此，为了“儆戒他人，让轻率地使自己及其无辜的子女陷入贫困的个人遭受耻辱和麻烦似乎是必要的”（第77页）。
马尔萨斯说过：“我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无疑并不是什么新论点。它所依据的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已由休谟作了说明，并已由亚当•斯密博士做了更详尽的说明。”（第5页） 如果仅从人口和社会发展观点而言，马尔萨斯实际上对亚当•斯密的乐观态度做出了悲观的转折。而将人口理论和他反对均等改革以及济贫法等观点联系为一个整体，才能看出马尔萨斯与亚当•斯密的精神上的一致性。马尔萨斯批评葛德文的均等理论，认为按照这种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在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将分裂为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用仁爱取代自爱作为社会的推动力，非但不会带来有益的结果，反而会使人对这一漂亮字眼感到失望，而且还会使现在只是一部分人感受到的困苦被整个社会所感受到”（第110页）。他特别指出，“天才人物的全部卓越努力，人类心灵的所有美好而细腻的感情，实际上文明状态区别于野蛮状态的一切东西，有哪一样不是仰赖于现行的财产制度，有哪一样不是仰赖于表面狭隘的自爱心呢”（第111页）。因此，与亚当•斯密一样，马尔萨斯强调“仁爱之心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自爱之心带来的恶，但仁爱之心决不能取代自爱之心。”（第113页）无怪乎马尔萨斯不仅在现代干预主义经济学巨匠凯恩斯那里获得称誉有加，在著名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家路德维希•米塞斯的巨著《人的行为》中，也得到了这样毫不吝啬地评价：“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是伟大的思想成就之一”。
图书信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